我的记忆是从这座房子开始的。它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处住所，面南坐北的五间砖土瓦房。称其为砖土瓦房，是因为块石基础上砌了几层砖，墙是土制的墙，地是裸土的地，屋顶铺了瓦片。由于地势较低，屋里常年潮湿，致使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或多或少落下了湿疹皮肤病的病根，其中以我最为严重（初中、高中、大学都曾犯过病），或许是因为我幼时挑食导致抵抗力差的原因。那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养活着大大小小七口人，日子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连缝个沙包装些玉米都是奢侈的事，但我们却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孩童时光。
屋前不远处就是条河，又因靠山而居，可以做好多喜欢的事。山脚下养兔子，小河边放鸭，屋檐下掏鸟蛋，院子里扣麻雀，下河溜冰，上山挖草药、抓蝎子……，这些事在现在孩子们的眼里，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即。
那时还没有电视，晚上是最无聊的时候。饭后跟着大人串串门，回来就睡觉。后来弟弟出生，他就成了我们的玩具。等他长大一点，我们晚上就更有消遣的了。他长得可爱，又会翻跟头，还会靠墙倒立，于是晚饭后就让他在炕上不停地表演。在他还不太会走的时候，白天母亲要干活，如果不上学，看弟弟的任务就交给了姐姐和我，当然还有照看妹妹的任务。背着他出去玩实在有太多麻烦，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让他睡觉，拿书本或者什么东西对着他眼睛使劲扇风，不一会就他就睡着了。当然也有胳膊都扇累了，他还没有睡意的时候。以至于后来，弟弟的眼睛经常不经意地眨动，家里人都认为是我俩作的。
在这里，母亲也熬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年幼的我们又帮不上什么大忙，所以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基本上都要她一个人干。平常忙不过来时，母亲就把需要照看的孩子交给隔壁的三大娘，于是从小就经常听三大娘给我们念儿歌：“大的跑，二的跳，三三圪蹴，四四爬，肚里还怀着个小娃娃。”不知道是不是聪慧的三大娘照着我家的模板特意编的。父亲也挂念着家中的妻儿和老母，所以主动要求工作调动，辗转几次，从临汾调到榆次，又从榆次调到榆社，最后回到东河火车站，重担才渐渐从母亲的肩上减轻。
小插曲（听母亲讲的）：在我几个月的时候，母亲要下地干活，不得不把我一个人扔在炕上。我大概是饿了，哭的惊天动地，一边哭还一边蹬着小脚，生生地在炕席上把一个脚后跟磨得血淋淋，以至于现在我的脚后跟还缺着磨掉的那一块肉。
为了补贴家用，母亲不间断地养过几头母猪。每当小猪仔出生，晚上就会招来野狼。半夜听到猪仔的嘶叫，不管天气冷暖，母亲都会一骨碌爬起，披件上衣，一边喊叫一边冲出去驱赶野狼。往往是跑出去，狼已把小猪叼走，或把小猪撕咬得血肉模糊。后来，父亲在猪圈上覆上铁丝网，情形才好转。小时候不懂，长大后才知母亲的不易和伟大。她的艰辛劳作就是极力想摆脱生活的窘困，想让我们吃的饱一点，穿的暖一点。
在这里，我收获了人生中第一张黑白照片，那是父亲的同事帮我和妹妹一起拍的合影。我俩都扎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手里拿着一支柳条，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淡粉色短袖。短袖的袖口镶着黄色的边，胸前绣着一对在牵牛花旁翩翩起舞的蝴蝶。憾的是，在我们姐妹的穷倒腾下，这张照片就不知所踪了。
之于家中有台缝纫机，听惯了母亲踩踏缝纫机时“哒哒哒”的美妙声音，亲眼见母亲用它给我们缝制出的漂亮衣服，从小就对缝纫有种特殊的情感。只要见母亲支起缝纫机，我就会乖乖地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从头看到尾。当然，偶尔也会小试身手。缝个沙包、做个笔袋，对于十来岁的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的事，可是要做个大件，还真是不太容易。记得有一次，趁家人都不在，我偷偷把哥哥的一条旧长裤剪掉，给自己毁了一条小裤子，可是做得太苗条，连腿都伸不进去。要知道，那时候的一条旧裤子也是也是非常宝贝的。当时的我既难过又惊慌，于是赶紧把它藏到了一个自认为不会被发现的地方。可后来还是被母亲发现并且公开了这个“秘密”，以至于哥哥姐姐们经常把这件事翻出来当饭后谈资。不管当时有多尴尬，现在回忆却总是如此美好！
在我十来岁时，家里经济稍微宽裕一些，于是购置了这五间砖瓦房。随后添置了家中的第一个大件——组合柜、第一台家电——14英寸春笋牌黑白电视机。每到晚上，村里的男女老少基本都来了，炕上地上满满的，都是人。奶奶眼神不好，耳朵也背，别人看电视，她在炕头打盹，却偶尔也会语出惊人：“电视里的人晚上就不睡觉？”
有了电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调整天线。那时候的电视需要外置天线接收节目信号，仅一个山西电视台，外加一个不太清晰的中央电视台。天线杆架在房屋右侧的山头上，方向稍微一变，图像就不清晰，所以经常时不时要爬上山头去旋转天线的方向。上面的人边旋转边向下喊话，下面的人边看电视图像边向上传话，院子里还要有个人当传话筒。因为距离远，经常是传话和动作不同步，要调整好清晰的图像需折腾好久，有时就是整整一个下午。
没多久，父母又托二舅买了一台唱片机。父母喜欢听戏剧，所以唱片以戏曲类为主，河北梆子、上党落子、山西晋剧、河南豫剧，此外就是民歌，也有为数不多的流行歌曲。记忆犹新的一首歌是《猪八戒背媳妇》：“背着假新娘呀，稀里糊涂上山岗，不知是猴王心里还是乐洋洋，大白天里做美梦呀，稀里糊涂上了猴王的当。”调子是《读书郎》的调子。父亲是个典型的“活雷锋”，为了能让左邻右舍也听到唱片机播放的曲子，他从内置音箱引出线，接了个外置扩音器，高高地挂在屋外的门脑上。唱片里那些美妙动听的曲子回荡在这个小山村的上空，村子里顿时有了生机。
父母总是在竭尽所能地精心打扮着那个有限的空间。春天，父亲总会从单位带回一些花草种子，然后在院子里挖出一小块地，周围用砖砌成锯齿形状，就是花圃了。夏天，花开得格外鲜艳，虽然不多，却非常醒目，红的、紫的、粉的、黄的、白的，姹紫嫣红，应有尽有。
在这里，我度过了那时在我看来较为富足的少年时光。在我上初中时，我们举家搬迁至现在的住处——东河村。
村里只有小学，初中要到十里外的乡里去读。后来，因为学生太少，小学五年级也要到邻村或乡里去读。
最早的学校在村子的河对岸，上学要经过一座约有十多米长小土木桥，桥面距河床也足有十米左右。有一年秋天，阴雨连绵，土桥面坍塌，桥便成了独木桥（严格地说是两根木头），孩子们就那样连走带爬过桥上学。河里的水格外清澈，河床都是大块的沙石，沙石被河水冲刷得光滑且坡度恰到好处。每到夏天，桥下不远处的地方就成了妇女们洗衣服的聚集地，河两岸的树枝上、石头上，到处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煞是一番好风景。
因为学生少，多的时候也就十几个，所以学校没有校长，只有一个任课老师。教室是三间土瓦房，里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外面两间是教室。教室内设施非常简陋，两个高砖墩子上放块大木板，就是课桌；两个矮砖墩子上搭块窄木板，就是板凳。经常有调皮的男生搞恶作剧，趁同桌不注意，突然一起身，凳子就会失去平衡，使对方跌到地上，引得满教室人哄然大笑。
老师挨个年级给学生讲课，总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所以就有那么几个高年级的调皮男生，整天和老师斗智斗勇。老师也很无奈，经常向家长告状。其中，以我哥和堂哥为代表的四五个男生，上课捣乱，经常逃课，还想着法子捉弄老师。最值得一提的杰作，是在学校对面三四百米远的山头上挖出一个小窑洞，小窑洞的后墙上又钻个小孔，正好对着学校。在那个小窑洞里随时观望着学校的动静，学校一放学，他们也踩着点解散。那时的我只有四五岁的样子，还不到上学的年龄，老是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蹭学上，一些是我隐隐约约的见闻，一些是后来听家人说起。
后来，因教室破旧，恰逢蚕厂（后面提到）解散，学校就搬进了蚕厂的一层窑洞里。那时，我好似三四年级。在这里，没有太多的记忆，仅有的记忆就是当时学的广播体操。不记得是第几套，只记得每人手里持个半米长的小木棍，小木棍的两端刷了红色。当时为了参加乡里组织的六一儿童节广播操比赛，我们练了很久。比赛中我们队伍整齐划一，动作规范，但由于方块队人员太少（仅有十名还是八名学生，记不太清），不成规模，没有获得名次。
再后来，俩堂哥在原蚕厂内办起了醋厂，学校便搬到下面这栋房子里，就在我家隔壁。在这里，我仅仅待了半年多，就到外婆家上了五年级。每逢周末，都是迫不及待地飞奔回家。尽管它是一个躲在小山沟里的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学校遗址时光荏苒，日月变迁。现在的村里已经没有了学校，但那块写有“马家凹小学”的校牌还挂在最后一座校舍的外墙上。虽经风吹日晒，字迹已模糊不清，但在我看来，那几个字仍旧是那样的清晰，清晰地记录着学校的年年岁岁。
这个二层楼是村子里最具规模的建筑物，一层是窑洞，二层是瓦房，东西两侧还各有一排瓦房。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惠及到农村，颇具经济头脑的大伯在政府的扶持下，兴建蚕场，修建了这整套建筑物。
现在的蚕厂蚕厂规模很大，在全乡乃至全县是数一数二的企业，所以经常会有前来参观指导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他们通常都是驾乘着军绿色的小轿车，有时两三辆、多时七八辆。负责养蚕的都是年轻漂亮的邻村附近十七八岁的姑娘，她们采桑叶、洗桑叶、喂蚕、换竹匾、除蚕沙、挑病蚕、纺簇（麦秸秆做成的结茧架）、蚕上架、摘茧，每一个画面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那么的优美。
村里种植了大片大片的桑树。春夏之交，桑树上挂满了紫黑色的桑葚，柔嫩诱人的果肉，咬一口更是满嘴香甜，每次都会吃到嘴和手都变成可怕的乌紫色。冬天，要对桑树进行整枝，就会有好多枝条被锯下来或剪下来，修剪下来的桑树条就成了冬天的好柴火。所以，每到蚕厂着手修剪桑树时，母亲就追撵着我们去拾捡，因为这比上山砍柴要容易得多。
放学回家的路上，会经过堆放蚕沙的地方，看到里面有被遗弃的蚕宝宝，就会挑几只，回去养起来。看着蚕慢慢长大、吐死、结茧。待茧结好后，把它泡在开水里，用筷子不停地在茧周围来回搅拌，就会有蚕丝缠在筷子上，于是慢慢地一边绕一边抽一边理，渐渐地就会理出一根丝线，能缠个迷你的小线团，有时需要很久才能理出丝线头。没时间理会的蚕茧，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咬出一个小孔，蚕蛾从里面钻出来。我们准备好一个小纸盒，在里面铺上一层纸，把好多只蚕蛾放在里面，让它们产卵，希望来年能孵出自己的蚕宝宝。
厂里每月还会有一场露天电影，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放映电影算是一件相当隆重的大事。孩子们总是从放影人进村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