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作家重返故乡寻找生命的原风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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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白瀛、翟翔)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漠河北极村、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中原延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日前首播的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跟随六位中国当代作家回到故乡寻找他们生命的“原风景”,也让观众感受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我们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的过程,探究他们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本片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我期待观众通过这部纪录片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就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就是诗和远方。”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写完《满月儿》的贾平凹陷入茫然,他发现了自己的“故乡”商洛,于是沿丹江,下丹凤,走商南,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在村民家中写作,从此走出创作瓶颈。而他最近的长篇小说《山本》已从商洛扩大到秦岭地区。阿来曾长时间行走在马尔康大地上,阅读每一条河流、每一道山谷,探访18家土司的故事,甚至还见过土司后人,但他没想到,小说《尘埃落定》竟妙手偶得。让刘震云难忘的是年轻时在延津玉米地看书的一幕:一位农村姑娘在河边梳妆,晚霞照亮了河水,也照亮了姑娘的脸,激发了他写《塔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和文学的起点。莫言从故乡提取了胶河、石桥、高粱、红萝卜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挖掘了茂腔、泥塑、扑灰年画、民间传说等人文元素,融汇世界文学经验和艺术想象,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热烈浓郁的文学王国。“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指出,每个有成就的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或轮廓,江南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上海之于张爱玲,都有着独特意义。“作为直接经验的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故乡造就了这些作家独特的气质和生活阅历。”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说,这和当下采用间接经验的创作潮流形成鲜明对比,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文学与姊妹艺术的良性互动年,因有《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两部由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公映,被市场称为“刘震云年”。当年文艺界的这一现象,也被《文学的故乡》收录。事实上,片中这六位作家的作品,都曾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贾平凹的《高兴》、阿来的《尘埃落定》、毕飞宇的《青衣》、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改编为话剧,莫言的《红高粱》更被改编为晋剧、评剧、豫剧、舞剧。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认为,《文学的故乡》再次展现出文学与姊妹艺术形式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大众文化的时代,文学给影视和戏剧以滋养,影视和戏剧又反哺文学,扩大其影响力。而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本身,就是一次文学和影视的联姻。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张同道,给了该片别样的创作视角。“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文化研究,探究为什么这些作家创作了这样的作品,成了这样的风格。”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该片呈现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乡愁是对共同经历的敬意回望对于回故乡的提议,不是每位作家都有深深的热忱;而一回到故乡,作家的情感被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下来。因为父亲是被领养的,毕飞宇自称没有故乡,也不愿回到出生的村庄。但当他站在出生的杨家小学外,拼凑起记忆的碎片,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长长的静默后再转回头,擦了擦发红的眼圈说:“就是这儿。”因为过度砍伐,故乡曾经历原始森林消失、泥石流频发的环境恶化,阿来有十多年不想回家,甚至“恨这个地方”。但再次坐在梭磨乡的家中,拉着母亲的手,他泣不成声。“你经常地回去,它就不是乡愁。我家乡很美好,但是你让我留在这儿,我不愿意。”阿来在纪录片中坦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中国作家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根性。改革开放以后,无数人离开家乡走向远方,这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推动着国家的不断发展。“正是在这种离乡和返乡、出走和回望中,故乡不仅是地理的风景和生活的实体,更是我们生命的根底,饱含着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李敬泽说,“乡愁,是这个急剧变化、不断迁徙的时代中一种普遍情感,是我们对共同经历的生活与历史的一份满怀敬意的回望和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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