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剧社和晋剧改革与繁荣
吕光
本文原以《战斗在晋绥边区的七月剧社》为题，发表于《戏剧报》年7期，后收入七月剧社丛书。
晋剧(中路梆子)流传在山西、陕北、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西部一带，有悠久的历史，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全国解放前，集中地的晋中平原，晋剧艺术却奄奄一息，许多颇有造诣的艺人流离失所。但是在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由于党的重视和扶植，远在一九四○年，边区人力物力异常困难，又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晋剧艺术却得到了继承、发展，和繁荣。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指导下，晋剧在晋绥边区老革命根据地开放了瑰丽的花朵，成为革命文艺战线上锐利的艺术武器。
战斗里成长的“七月剧”
把晋剧艺术和革命斗争联结起来的，首先是“七月剧”。“七月剧”在晋绥边区是家喻户晓的，它是边区人民送给七月剧社的爱称。剧社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党的伟大生日成立，因此得名。它在当时的中共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由当地一伙爱国青年组成，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利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眉户调、秧歌、晋剧等民间艺术形式，演出了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型戏剧。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十二月政变”，集中六个军兵力，与日寇配合，进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抗日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摧毁革命组织，残杀革命干部。
我党政军民遵照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与反动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七月剧社的同志也积极投身于这一斗争。几次被敌人冲散了，又重新集合起来。有三个十多岁的小同志，在敌人四出搜捕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一座寺庙剃发为僧，暂时隐蔽了起来，而后又历经艰险才返回剧社。还有几位同志，在部队转移途中掉队，他们为了找到队伍，化妆为乞丐，沿途乞讨，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经受种种波折，才到达晋西北。
当时另外还有一支宣传队，就是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西培养出来的战斗剧团。一九三九年秋，一一五师主力转移，战斗剧团仍留原地，配合我党创建并领导的牺盟会开展工作。是年冬，被日寇包围在大雪冰封的高庙山里，这一群年长最大二十，年幼不过十岁的青少年，并没有被残酷的斗争吓倒，与敌人周旋数日后，才根据“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四散隐蔽。有个别小同志被敌人俘虏，强迫喂马数日后又乘机逃跑出来。这一年，山西反动军队与日寇日益勾结，进行反共反人民勾当，晋西一带乌云笼罩，环境极为恶劣。为了保存力量，继续进行斗争，战斗剧团便通过地下党的关系，隐蔽在阎锡山所属的第二战区四专署，改称为民革剧团。明吃“官饷”，暗为“八路”。例如当时每人每月领“官饷”二十元，可是剧团内部仍然每人每月领津贴费一元，十九元交公，作为集体活动费用，菜金每人每日仍用五分，保持了当时我八路军的供给制度。只不过在外表上脱下了“五角星帽子”和“列宁装”，穿上了二战区发的制服。当时顽固分子是不准人民唱抗日救亡歌曲的，甚至连《打杀汉奸》一歌都在被禁之列。
民革剧团就故意每逢开会必唱抗日救亡歌曲。有两次，剧团同志非常巧妙地在反动军队岗哨林立的情况下，把反对顽固分子的标语贴在白文镇的大街上，有一条写的是：“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汉奸卖国贼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一时使顽固派大为震惊。后来顽固分子发现是剧团干的，阎匪特务组织“敌工团”“精建会”的特务便开始对剧团监视、威胁，阴谋迫害。剧团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提高了革命警惕性，白天不个别行动，夜晚都睡在屋顶上。局势是愈来愈紧张了，恰好在这时候，顽固派赵承绶勒令四专署向南撤退，民革剧团乘敌人混乱之际，用手枪威逼四专署财政科拿出一大批山西省钞“大花脸”，又夺得两匹骡子，黑夜之间，由北极星指引向北投奔，找到我八路军师旅，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九四○年，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民革剧团并入七月剧社，同时又吸收了其他地方剧团一些人员，汇合为一股力量。此后在中共晋西区党委(后为中共晋绥分局)的直接领导
下，高举毛主席文艺思想红旗，与边区姊妹文艺团体一道，为边区的文化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七月剧社的成长，一开始便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的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第二、剧社成员绝大多数是边区工农子女，与部队士兵同甘共苦，因而能真实的反映边区广大工农的思想感情和满足他们的艺术爱好’第三、熟知民间艺术形式，有些同志，原来就是民间技术爱好者，对吹拉弹唱都各具所长。这些条件都为以后“七月剧”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七月剧社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几经改编，有一时期晋剧、话剧都演有一时期晋剧、歌剧分两队演出。由于党的重视和人民的支持鼓励，从始至终一直坚持了晋剧的继承、革新和发展工作。
我们足踏着晋绥边区的土地，依靠着边区的人民当然我们的艺术活动也必须从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需要出发。记得在边区还没有正式演出晋剧之前，有一次文联在兴县城内组织了一次音乐会，主要节目是提琴、二胡等乐器的演奏，最后加了一支晋剧曲牌，不料听众齐声喊好，再三要求重奏。这一次真好像是雪里送炭一般。
一九四○年，边区生活极为艰苦，每人每日只能以半斤黑豆充饥。日寇又频繁“扫荡”，我们经常处于反扫荡的战斗生活中。行动起来，每人除背着自己的行装外，还分工背了服装、道具、乐器、幕布等打游击。我当时十二岁，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同志还有几个，有时实在跑不动了，大一点的同志便抢着帮助背东西，拉着走。遇到涉大河、过险境，还得大同志背着走。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排演了描写抗日斗争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罪行的《张凤娇》《三岔口》等剧。在艺术上自然非常幼稚，只不过是新的主题、人物、唱词而套用了晋剧传统剧目中的唱腔、曲牌而已。但由于是反映现实斗争的新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晋剧艺术形式的结合，所以大大受到群众的欢迎。
“秦”“晋”同行会师延安
为了进一步寻求艺术发展的正确道路，提高剧社的艺术水平，一九四○年冬，剧社全体同志徒步八百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我们边走边演，沿途受到各地党政军民的热忧欢迎，使我们深切体会到，晋剧不仅在晋绥一带受人民喜爱，在黄河以西，也有它深厚的群众基础。
抵延安，和陕北同行—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会师了。(他们由革命诗人柯仲平和马健翎等同志负责，正在研究秦腔的革新。)“七月”“民众”两剧团交流了工作中的经验，相互启发很大，一致认为为了更好的继承发扬晋剧和秦腔，第二、必须掌握和整理传统剧目；第二、着手编写新的历史剧本第三、开始探讨、运用秦腔、晋剧艺术表现现实生活题材。
当时，我们又深感剧社成员对文艺理论懂得很少，因此大部份同志分别在鲁艺、部队艺术学校分科学习戏剧、文学、音乐、美术，在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开阔艺术眼界方面得益非浅。
后来，七月剧社在桥儿沟、八路军礼堂、新市场等处演出了好几场，观众踊跃，不亚晋绥。在前方，我们全是公演不卖票的，在延安连演数日，仍然拥挤不堪，因此不得不采取卖票方式来维秩序。当时，我们只能演出《打渔杀家》《反徐州》《张凤娇》《三岔口》等四五出戏。一九四二年，我们又边演边走，徒步八百里返回了晋绥边区。边区的干部、群众传播着一件新闻：“喂！七月剧’回来了”
肯定是对了
虽然“七月剧”在群众中有基础，党在关怀着它的成长，得到了鼓励与支持，然而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之前，却也受到过非难、讥笑和鄙视。剧社内部也有过认识分歧和思想混乱。当时文艺界有一些人讥笑我们是“旧瓶装新酒”，“非驴非马的东西”等等；还有一些人鄙视晋剧艺术及民间艺大，袖手旁观不与合作在这种境况下，影响到剧社一些青年同志，也滋长了育目崇拜西洋艺术，轻视民族艺术的错误思想，因而对本业自卑，向往成“家”，不安心工作。甚至对剧社正确的艺术道路也发生怀疑。
好的很！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方向。通过学习，我们的思想开朗了，方向明确了，信心也十足了，剧社内部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过去那些鄙视、讽刺我们的朋友们，也大大地转变了态度。
继承发扬，推陈出新
遵循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方向，晋绥边区的晋剧艺术，更加活跃起来了。展开了全面的学习、整理、研究、革新工作。首先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稼夫同志主持下，调整和加强了“民间戏剧研究会”的工作，组织许多导演、演员、老艺人以及文学、音乐工作者对晋剧传统剧本、曲牌进行了整理研究。裴世昌(曾对晋绥晋剧发展有过一定贡献，不幸以后在前方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常苏民、郭沐林等十数位同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一九四四年七月，整理出版了包括文场、武场、唱腔三大部份的《山西梆子音乐概述》一书，对晋剧音乐作了较全面的整理搜集工作。这部长达一百零二页的书，因为当时铅印曲谱条件困难，完全由中共晋绥分局文印科曹速同志(创造套色油印的能手)在百忙中深夜刻制，油印出版，其精美不亚铅印。
此外，陆续整理排练出《打渔杀家》《反徐州》《失街亭》《白门楼》《打金技》《金水桥》《走雪山》《回荆州》《二度梅》《算粮》等三十几出传统剧目。为了提高整理传统剧目的水平，还专门聘请老师，讲授古典文学、诗词以及古代历史。现在看来，这些事情好像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在当时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却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
我们一方面整理传统剧目，一方面又以新的观点编写、出版、排演了《陆文龙》(王修同志编)和《千古恨》等戏，同时又移植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戏。为了反映新的生活，表现新的主题思想，我们还排演了《血泪仇》(根据秦腔本改编)和《新屯堡》等剧，并相应地在艺术形式上作了一些革新，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同时，对晋剧的表演艺术，也组织了全面的继承学习，大家都放下架子，拜老艺人为师。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同志，也曾像科班一样，进行了基本训练。在战争环境中，常常昼夜兼程，日行八、九十里甚至百里。条件虽然十分困难，我们仍然每天坚持着练嗓子和练基本功，为了使功夫能经得起冬天露天演出的考验，就在严寒条件下锻炼。有的同志手冻肿了仍坚持苦练，肿了好，好了肿，日久天长，练就了一双既柔又刚的妙手。演员在边打游击边演戏的情况下，有时连演七、八小时之久，嗓音也能不哑。
在舞台艺术等方面，也本着大胆、慎重、反对粗暴的精神，作了若干革新，在革新工作方面，自然也曾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当时曾不适当地把大小提琴加入文场，结果声音嘈杂，宣宾夺主，影响了晋剧文场独特的风味。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以后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当时我们的演出，还紧密地配合了当前的政治运动。例如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又在全国掀起次反共高潮，我们演出了《千古恨》，以岳飞愚忠误国为题材，影射当时形势，寄意人
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勿再蹈岳飞复辙。同时又演出《血泪仇》；以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两戏常常同日演出，长达七、八小时，露天中万人观剧，却有如现在剧场那样安静，舞台上下感情交流，观众随着剧情欢笑与悲泣。我记得在裴家川口一带演出时，有个国民党特务也混入群众中在台下窥探，结果反为剧情感动，向人民政府自首了。
一九四三年，为了反击日寇的“蚕食”政策，贯彻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全晋绥边区掀起了劳武结合的群众运动。宁武张初元，创造了劳武结合的榜样，获得边区特等英雄称号，我们及时排演了《新电堡》一剧，反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
团结老艺人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即已指出了文艺工作的统一战线问题；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又在《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号召边区革命文艺工作者“利用旧戏班”，号召“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吇、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七月剧社遵循主席的指示，同时为了向传统学习，就注意团结老艺人，向他们请教。一九四○年前线剧社晋剧队伍并入七月剧社，这个队，文武场面齐全，有部份戏装，有几位能说戏和较有造诣的艺人。以后在各方协助下，又觅聘来一些艺人，如当时从敌占区逃亡出来的冀兰香、“郭云山”等人，都被聘为剧社教师。为了练武功，还找到一位叫马全的艺人；为大家传授武功。当时边区生活极端困难，但对这些艺人则另设小灶伙食，给予优待。遇到战争情况，领导同志带头背着他(她)们爬山涉水。少数艺人，在旧社会沾染了吸鸦片烟的恶习，为了帮助他们戒烟，领导上作了好多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安排。由于贯彻了党的对旧艺人的团结改造政策，绝大部份艺人思想上有了进步，有的入了党。有些老艺人与剧社全体同志同甘共苦，辛勤工作，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
在利用民间旧戏班方面，我们曾派人帮他们排戏，供给剧本，协助改革演出剧目。晋绥边区分八个军分区，仅第三军分区就有六个旧戏班子。团结改造他们，发挥其积极作用，对边区的戏剧运动来说，意义是颇大的。
与群众密切结合
七月剧社是戏剧演出队，又是政治工作队剧社成员是艺术工作者，又是政治工作者。一方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工农兵及干部之中演出，方面又积极参加边区的对敌斗争、劳武结合、互助合作、反霸、减租、士改等等群众运动。深入农村工厂、学校、部队，医院作慰问演出。伤病员带病要求看戏，甚至有的残废重伤号也要求把他们抬到台前看戏。常常是连演三日后，又在伤病员拄拐持杖、拦路挽留的情况下，重搭幕布，再演三天。而伤病员也为剧社同志艰苦工作的精神所感动，常把他们的营养肉菜，送到剧社来，再三劝说，也无法谢绝。演毕告辞，伤病员尾追剧社同志之后送别，久久不愿离去，有的同志流下了热泪。其情其景，今日回忆起来犹使人十分感动。
“七月剧”在部队中也深得指战员喜爱。还记得一九四四年我们在塞北军分区驻地演出，开戏不久，大雪纷飞，北风凛冽，但战士们坚持要看，说：“下刀子也要看完。”台下战士的热情鼓舞了台上的演员，演员们冒着严寒演戏，似乎在和大风雪挑战。演出未毕，接到敌人袭击的情报，我们迅速卸装摘幕，随军投入战斗。敌人几次包围我们，由于有当地熟识地理的群众带领突围，因此，在长城两侧整整打了一月游击，未受点损失。后来从俘虏口中听到了一个笑话，原来敌人从望远中看到我们背着好些奇形怪状的武器，误以为是主力部队。敌人却没有想到，所谓奇形怪状之武器者，只不过是包着布套的“二胡”“三弦”而已。
一九四六年，“七月剧”为陈赓纵队和王震随军演出。当时我军与胡宗南匪军正在隰县一带展开激战，司令部离前线很近，河里千军待命，万马声嘶，不远处炮声震天，喊杀声喧，就在战场近在咫尺的境况下，我们高挑幕布，唱起《逼上梁山》。锣鼓声和远处的炮声相互呼应。当演到林冲杀敌报仇的时候，观戏战士喊杀助威起来，殊不觉得舞台上下和前线交通壕有何分别也。
以上是仅我凭记忆所及写下来的七月剧社在晋剧活动方面的几个片断，关于剧社在文学、音乐、歌剧方面的艺术活动，由于篇幅关系，都未述及。七月剧社从年成立到年停锣息鼓走过了十三年的光荣里程，全部情况自然不是这一篇文章可以概括得了的。然而从以上片断的回忆，也可以看出七月剧社高举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红旗，在中央晋绥分局的领导下，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
冯松:年生，山西孝义县人。晋绥“七月剧社”编导。航天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夫人吕光:年生，山西汾阳县人。晋绥“七月剧社”演员、编导。国防工业厂党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