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春午后,和煦的风吹过《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地——山西沁县后沟村。
时光流转83年,“三匹骡子办报纸,背起报馆打游击”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依然为村民们口口传颂。
和平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这样一张报纸,从年元旦创刊到年9月29日停刊,历时4年零9个月,出版期,曾先后经历大约9次反“扫荡”战斗,8次搬家。
在年5月28日的“反扫荡”战斗中,有57位新闻战士英勇牺牲,其中40余位是华北版“新华烈士”,他们用鲜血写就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时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的何云不幸遇难。此前三天,5月25日,左权将军牺牲,他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时任八路军师师长刘伯承闻讯无比悲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03:00“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
从沁县往后沟村走,成片的农田和太行山脉逐渐映入眼帘。
“为抵挡日军扫荡,《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沁县就辗转过两个地方。年10月,何云一行人带着简便行李和印刷机器,在距离沁县县城18公里的后沟村隐蔽的屋子里驻扎下来。翌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年5月,沁县县城沦陷,报馆被迫南下,搬去距离县城50公里远的南泉乡计刀岩。”山西省沁县南里镇东林村村支书栗俊芳热衷于研究和收藏《新华日报》,“离开沁县,报馆又搬到辽县(今左权县),何云等‘新华烈士’就是在这里牺牲。”栗俊芳家距离创刊旧址约米远,他父亲常说起“新华烈士”的故事。当时栗俊芳的父亲只有五六岁,爱去报馆附近捡拾在印刷过程中磨平了的繁体铅字玩。有3名新闻工作者就住在栗俊芳父亲家,父亲说他们待人温和、特别有涵养。
“《新华日报》华北版对敌后战场的一篇篇报道,就是一份份活生生的历史文献。”山西省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会长、新闻史研究学者曹俊卿说,“《新华日报》华北版有众多活跃在各个战场上的特派记者、特派员。百团大战打响后,各部队有不少负责宣传报道的报馆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积极为《新华日报》撰稿……这些因素使《新华日报》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录者。”
《新华日报》华北版全力以赴组织敌后战场的新闻报道。曹俊卿介绍说,由八路军参谋处编写、华北新华日报馆印发的《华北交通总攻击战捷报》,从8月23日到10月3日共编发22期,用粉红色纸张单面印刷,及时送达战斗前线和后方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励了人心。
“抗战时期,一旦遇到战斗,报馆职工由于忙于参战、转移,报纸正常出版就会被中断。但华北版的职工们,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要想方设法灵活地出版油印或小型铅印的‘战时版’报纸,努力按期与读者见面,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新纪录。”据曹俊卿说,《新华日报》华北版先后经历大约9次反“扫荡”战斗,每次都被迫停刊数天、甚至数十天,其中前7次反“扫荡”中均出版“战时版”。
朱德总司令评价说:“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颗炮弹。”何云自己也曾留下豪言壮语:“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
“成熟的报道源于专业的新闻团队”,赵莹告诉记者,《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专业新闻工作团队,很多都是从重庆总馆抽调来的“精兵强将”,核心采编队伍多来自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党的军政文化人才培养机构,何云更是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报馆重视通讯员来稿,战地记者也纷纷随军出发,特派以副总编辑陈克寒为首的报道小组到八路军总部编发战报,报道了鲜活而丰富的战地新闻。
《新华日报》华北版围绕敌后战场的系统报道,取得了积极反响,社会各界纷纷给八路军写慰问信、捐款。报纸刊登了大量民间组织的来信,信中传达出对抗日号召的响应,以及对八路军和团结抗日的拥护。
太行山下埋忠骨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坐落于太行革命根据地左权县麻田镇西山脚下,年5月建成。纪念碑面朝麻田镇大羊角村,那里是何云战斗并牺牲的地方。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杨尚昆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何云、黄君珏、李竹如等57位牺牲烈士的名字印刻在纪念碑背面,他们来自《新华日报》《华北日报》等新闻媒体,均牺牲在年5月的反“扫荡”战斗中。其中《新华日报》华北版损失最为惨重,牺牲了40余位新闻工作者。战斗的惨烈、信息的残缺,学术研究迄今无法对少数牺牲烈士的身份形成一致定论,以至于“新华烈士”的牺牲数字无法精确到个位数。
王霞飞的外婆家住在距离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三四百米远的西山村。小时候,她常来纪念碑附近玩耍。长大后,王霞飞留在家乡,成为这段红色历史的讲述者和研究者,她担任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已有8年之久。每年王霞飞都数十次用双脚丈量通向纪念碑的85级台阶,悼念57位长眠于此的新闻烈士。
年元旦,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报纸、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发刊词中写到:“本报愿在这困难阶段,为鼓励前进的号角,愿与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将华北全体文化战士紧紧团结在本报周围,为开展敌后的文化运动而与敌寇共战到底。”“鼓励前进的号角”,与《新华日报》武汉创刊时的发刊词一脉相承。报纸一出版,发行量就达两万份,一年后达5万余份。
“年农历年关将至,日军对我军发起丧心病狂的‘扫荡’,企图消灭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八路军总部发起围攻。”山西省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24日拂晓,报馆赶在日军突袭驻地前一小时获得情报,转移到敌人的侧翼。”接下来几天,报馆同志们没有片刻休息,连日无饮食,早已虚弱无力,但何云仍坚持架起电台收听电讯,亲自撰写稿件,不愿中断出报。反“扫荡”斗争中,报馆制造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油墨,只用三匹骡子即可驮走,何云称是“背起报馆打游击”。
5月28日黎明,敌人又开始疯狂搜山,何云带领几位同志掩蔽在大羊角附近的山坡上,不幸被敌人发现。何云背部中弹负伤,当即昏倒在地。医护人员把他抢救醒来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伤并不是很严重,你赶快抢救其他的伤员。”可当医护人员抢救了其他伤员,再回来看何云时,他已流尽最后一滴血。
“坚持到敌后新闻工作胜利的明朝”
5月14日,晋剧《战地黄花》在江苏南京上演。故事以《新华日报》华北版战地记者黄君珏为原型,她是牺牲的“新华烈士”一员。年5月的反“扫荡”战争一直持续到6月才基本结束,为保护战友和父老乡亲,6月2日黄君珏被敌包围后跳崖,最终壮烈牺牲在太行山。《战地黄花》编剧姚金成说:“这个题材在《新华日报》现在所在地江苏演出有特殊的意义。”
时光回到79年前,“新华烈士”牺牲后,年7月8日下午7时,报馆全体职工集会,沉痛哀悼何云、黄君珏、董自托等烈士。踏进追悼会现场,门前挺立着一棵二丈多高的柏树,一幅长联从树顶直垂到地上,书写着全体生者的意志:“誓为殉难烈士复仇,坚持敌后新闻事业。”
年9月1日,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举行追悼何云及全体新闻界殉国烈士纪念会。当天,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载整版悼念文章。陶铸在《沉痛的哀悼》中写道:“每当听到一个同志牺牲的消息时,总会引起我们无限的哀痛。他们都是在沙场上视死如归,或在法庭上临危不屈的壮士,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他们的牺牲不仅是党的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年9月4日,杨尚昆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的《悼何云》一文中说:接着左权同志殉国哀讯,传来的是何云同志在太行山上反“扫荡”战争中牺牲的哀讯,一个人的生死固不足可惜,何况死在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疆场上,这是何等光荣啊。然而何云正在壮年,党所给予的任务尚待竭力完成,今竟不幸牺牲,这确是一个损失!
惋惜的同时,是愈加勇敢地用手中的报纸抗击敌人的决心,“传志”和“悲痛”成为贯穿追悼新闻烈士的文章的两个主色调。追悼新闻烈士会上,全体人员宣誓:“我们将在何云同志创建的基础上,坚持到敌后新闻工作胜利的明朝!”
“同志们!我们永远悼念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要继承你们的遗志,要为你们复仇!我们谨在你们灵前宣誓:一定要坚持华北敌后新闻阵地,高举党报大旗,顽强战斗到底!”“新华烈士”追悼会上,几百人举起坚决的拳头,发出悲壮的宣誓。
40余位“新华烈士”倒下了,但他们用献血浸染出的党的宣传阵地没有倒。在这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新华日报》华北版自5月22日停刊,随后仍然竭力出版了两期小型铅印“战时版”和8期“战时电讯版”。新华人精神不灭,经过短短1个月零8天的调整,年7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就再次复刊,践行了他们对烈士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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