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综合多家媒体报道,老版《三国演义》中关公的扮演者、演员陆树铭于11月1日上午去世,享年66岁。在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陆树铭将忠义仁勇的关公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纵观中国历史,在民间传说、戏剧曲词和小说演义等的推动作用下,“关公”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关公不仅被人们称作“武圣”,还是百姓心中的“财神爷”。陆树铭本人也曾在采访中提到,大家都要学习“关公精神”。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对关公如此尊崇呢?中新社“东西问”栏目此前曾采访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通过他的研究为中国的“关公崇拜”释疑。
中新社柏林7月18日电题:中国何以存在“关公崇拜”?
——专访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
中新社记者马秀秀
近期,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田海(BarendterHaar)的著作《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中译本出版。此书结合大量史料遗迹及田野调查资料,考察关羽的成神之路,追溯相关信仰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口头文化的关键作用。
历史上,中国的“关公崇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如何看待“关公崇拜”与西方宗教信仰的异同?田海教授围绕上述议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并对当下德中人文交流给出建议。
以下是采访实录摘编: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会想到通过“口头文化”研究关羽?
田海:因为我想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如果不了解祭祀活动、祖先崇拜等,就很难了解其社会层次。20世纪80年代时,我发现“关公崇拜”在中国很普遍,而彼时西方相关研究又很少。所以就想通过研究关公,了解中国宋朝以来的社会发展。
当时我在日本留学,对关公庙的“分布”比较感兴趣。这种“分布”是一种客观信息,可据此分析“关公崇拜”在何时何地比较发达。后来我发现“关公崇拜”比小说《三国演义》出现得更早。借助客观的“分布”资料来研究文献等对“关公崇拜”的影响,是我的最早动机。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研究暂且搁浅。年,我决定重新进行这项研究。那时,关于关羽已有很多出自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好的研究。我一面参考这些研究,一面重新整理学生时代及之后收集的资料。
结合识字率来看,识字率较高的社会,更多民众会看懂《三国志》这类历史小说和文献。而过去中国的识字率较低,很多人不见得能看得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价值观念如何受到影响?鉴于此,我把口头文化作为分析重点。
▲年,马来西亚举办国际关公文化节。晋剧《关公》出国演出,在关公祭典上亮相。中新社记者陈悦摄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口头文化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根据您的研究,中国为何存在“关公崇拜”?
田海:在我看来,口头文化是传播信息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虽然写字、画画等方式也能沟通,但就感情传达而言,还是要通过见面和声音表达态度。口头文化研究需要大量资料,“关公崇拜”就是一个资料丰富的题目,可用以分析口头文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
在我看来,“关公崇拜”其实是比较偶然的事情,与关羽的历史成就没有太大关系。一方面,关羽的出生地在盐池附近,盐池和商业有关,交通物流发达,而这种地理位置有利于崇拜的“口口相传”;关羽又是“兵人”身份,有故事背景,而且民众愿意相信他跟他的朋友刘备、张飞(结拜兄弟之后)要重新建立汉朝的理想。其实张飞也有故事背景,但张飞的出生地没有商业交通方面的便利;刘备是“应该成为皇帝”的人,历史上皇帝一般不会成为“神”。
另一方面,失败的人比成功者更有意思,这是很多文化中都有的现象。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中,都是最后失败的人更有故事。人们常常谈论他们为什么会失败、本来应该成功等。而且失败的人一般少有后裔,所以很少有人可以决定后人对当事人的看法,比较有利于形成讨论。
▲年,在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市,名书法家在米长卷上同时书写“关”“义”“忠义仁勇”。中新社发鲍东升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中国“关公崇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有何影响?
田海:按照我的分析,“关公崇拜”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地方性现象,先在关羽出生地山西附近产生,后在更广的北方传播。同时,我发现“关公崇拜”在南北方的传播形式不同。在北方,关羽一般都是某地方共同体的象征,如某个村、城市或军队崇拜他;在南方,也有传播和信仰关羽的人,但范围相对有限,成为共同体的象征,一般是明朝的事。
第二个阶段是清末关羽成为“新的玉皇大帝”,这与民间的扶箕活动有关。这种扶箕活动下的“关公崇拜”也传播至台湾岛。此前关公在台湾只有军队和官员会崇拜,但清末后“关公崇拜”在台湾越来越盛行,这是比较新的现象。
“关公崇拜”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是形成了民间故事为人乐道,二是对地方戏产生影响。这是两个可以研究的方向。此外,还可以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去访问“关公崇拜”盛行地区的长者,看看他们有什么故事或印象。于我而言,在遥远的欧洲,只能用文献来研究。但另一方面,文献的广泛存在也表明了“关公崇拜”的重要性,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录。
▲福建省长汀县客家乡村“闹春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年的正月十二(举河村)、正月十四(举林村),村民都会把关公的塑像抬到泥田里,奔跑打转、喜庆狂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新社发肖远泮摄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关公崇拜”与西方的宗教信仰有何异同?
田海:“关公”与天主教的“圣人”虽不能说完全一样,但也比较相近。人类需要奇迹。基督教徒也需要奇迹,不过他们的奇迹强调的是耶稣上帝;天主教也有很多普通人成为圣人的奇迹,这方面与关公的奇迹相似。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偶然现象,宗教为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相近之处。
▲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巨型铜像。中新社记者韦亮摄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您如何看待文化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中德双方应作出哪些努力?
田海: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中之间的交流。毕竟只用文字、视频等沟通是不够的,要了解对方,增强文化交流,需要真正到对方国家。尤其在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时,更需要通过沟通来了解对方,通过文化交流改善关系。
在文化交流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欧洲游客到中国观光,中国游客也来欧洲,这自然是好现象。此外,学术交流、媒体工作也很重要,学术常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媒体则需要更通俗简单地传递一些思想。
具体而言,比如德国汉学家有基本的讲中文的能力,可以帮助德国与中国实现更好的沟通;而研究西方历史文化的中国学者,也可以来德国访问。此外,两国加强对方国家作品的翻译工作,也有助于一国更好了解对方国家。(完)(原标题: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中国何以存在“关公崇拜”?)
受访者简介:
田海(BarendterHaar),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曾先后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年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传统中国的宗教文化、萨满文化、当代中国宗教、中国文学等,代表作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