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探源是涉及到人口文化的一个问题。人口文化是人口与文化交叉、结合、统一形成的新概念，是一种特定范围、特定性质和特定意义的文化。
张家口堡面积约二十公顷，现存四百七十八个院落，现有居民三千零五十三户，七千三百六十三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家口堡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大批外地人口的迁入。
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历史上张家口堡的人口构成脉络。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看，张家口堡周边的西山、东湾子、西沟都曾有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物证，而做为一个靠近水源相对又有可耕土地的地方，肯定是古人类的聚集区。这些人，就应该算作是张家口堡一带的土著人。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张家口堡这个地方因水源和道路的存在，匈奴、东胡、乌桓、匈奴、鲜卑等部族的马蹄一定在这里留下过印痕。金代，这里的人们建起了千佛寺。元代，这里属腹里，因地处交通节点，元人设翠屏口驿。翠屏口驿内的驿夫、居民，应该多是蒙古人。但肯定也有汉人，因为翠屏口驿内的关王庙正是这时建起来的。
说起蒙古人和张家口的缘源，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词“达子”。“达子”也可写作“鞑子”。有专家说“达子”一词来源于元朝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是蒙元时期具有蒙古民族特点和设置最为普遍的官职,据说始设于成吉思汗时期,有元一代置而不废。达鲁花赤,亦做“答鲁合臣”、“达鲁噶齐”。蒙古语,意为“镇守者”。由于口语的简化和顺口，汉人对达鲁花赤渐渐称呼成了“达子”。也有专家说，黑达子一词最早见于明朝。其实，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已谈到“黑达子”，文中黑达子指当时漠北的蒙古部落，“白达子”指当时漠南的蒙古部落。当时草原上部落林立，主要有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儿部、篾儿乞部、乃蛮部五大部落，与五大部落并存的还有几十个社会经济水平、政治、文化情况参差不齐的部落和氏族。汉人依据这些部族汉化程度的高低把邻汉地近、汉化程度较深的被称为“白鞑靼”或“熟鞑靼”。把离汉地远、受汉族影响较少的则称为“黑鞑靼”或“生鞑靼”。看来，“达子”一词的历史已有近两千年了。那么，“达子”在张家口又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记了呢？“达子”在张家口一带专指蒙古人。旧话有“八月十五杀达达”的说法，这里的达子就是蒙古人。而“边墙里，边墙外，达子吃肉我吃菜。”的民谣更是直接把蒙古人叫成了达子。“达子”是至高无上的意思，而张家口的老居民对父亲的称呼就是“达”或“达达”。笔者认为，这种称呼似乎就是依“达子”原意衍生出来的一个词。
历史上的张家口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地，蒙古人自然会在这里生活。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更是直接介绍黑鞑子国的文章。《黑鞑事略》介绍黑鞑子靠近张家口堡的居留地时，说：“……近而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这里的金莲川，即是今沽源县历史上的八百里金莲川。而现在张家口坝上地区大大小小近二十个蒙古营子，都是清代草原放垦后蒙古族人迫于无奈才聚合定居的。这说明，当时蒙古人离张家口堡的距离是很近的。《黑鞑事略》介绍黑鞑子与汉族人的往来时说：“……其贸易，以羊马、金银、缣帛。”元代，张家口是元帝国的腹里之地，这里聚集的蒙古人应该很多很多。
黑鞑子沟应该就是黑蒙古人群的聚合地之一。现年八十的马老先生是张家口回回历史的研究专家，他说：“清代初年，宁夏回回在在黑鞑子沟定居时，当时还有许多蒙古人。他们专门养的骆驼，他们的骆驼还能拉一种车辕很长的旱板车，一车能拉六七百斤。”看来，这黑鞑子沟确实是蒙古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说起骆驼，历史上下花园、宣化、张家口堡外都是回回人集中养骆驼的地方，这是不是蒙古人生活技能的传承，不敢妄断。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张家口堡外的情况，仅靠张家口堡西北的地方现在还有两条巷子，一条叫东驼号，一条叫西驼号。两个驼号前面是储存饲草的草场，后来这里叫做草场巷。笔者认为，两个驼号和储存饲草的草场在元代就已存在。为什么，还要从翠屏驿说起。元一代，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密切的相互联系。为了便于交通运输，元统治者建立起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作为各地相互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张家口是大都通往中都、上都和西北、漠北地区驿道的必经之地，翠屏驿是元朝“两都西路”上的驿站。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通中转枢纽，饲养大批适应戈壁沙漠运输的骆驼是情理中的事。
有人可能要问，元朝的蒙古人是上等人。作为上等人为什么不住在翠屏驿内，而要在翠屏驿外的东驼号、西驼号和黑鞑子沟饲养骆驼呢？答案有两个，一是饲养骆驼的是一般蒙古牧人，住在翠屏驿内的是蒙古贵族；二是饲养骆驼占用场地大，驿城内放不下。左宝先生在《古老的街巷》一文中说：“据回民李宝珍老人说，其祖籍是宁夏人，他的六世祖以拉骆驼为生，来往张家口，常在黑达子沟过夜，后来全家定居下来，到今日己传至八代。”李宝珍老人所说的“常在黑达子沟过夜”，是因为黑达子沟有骆驼店。
从年开始，翠屏口驿一带政局更迭，人口动荡，开始了一个有趣的移民过程。先是往外迁，元顺帝逃亡漠北时，翠屏口驿的元裔居民大多数弃家而逃，这是翠屏口驿人口的第一次主动外迁。留下的一些居民惊魂未定，却在明政府的虚边政策下开始了被安置到北京一带的动迁，这是翠屏口驿人口的第二次被动外迁。两次外迁使这一地区出现了“道路皆榛，人烟断绝”以及“白骨露千里，千里无鸡呜“的荒凉景象。两次人口大迁移，尤其是第二次迁移，更是彻底的毁灭性的。至此，翠屏口驿的历史也便灰飞烟灭，成了永远的谜。
第二次动迁还在进行中，朝庭却又改变了政策，要“固守疆圉”，屯田戍边。于是，从洪武三年开始，政府掀起了从山西、山东、北京等地向边地移民的大潮。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翠屏口内又有了人烟，有了新的居民。不过，物是人非，翠屏口驿己永远永远地灭失了。
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一个新的村名也诞生了。关于这个村子，《万全县志》和《宣府镇志》中都做了记载，“时募卒戍边，沿塞居民，清水河西岸住晋间语人。因民户不足，调山西余丁充之”，其中有张姓人“繁齿定居”，故有张家庄。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清水河西岸，沿长城一带已经有说山西话的官方招募来戍边的人们居住。其中定居的张姓大户经过生息的繁衍，人口越来越多，所以人们便把这里叫成了张家庄村。此处“晋间语人”句，再次证明了“山西移民说”。
《万全县志》说：洪武二十年后，“募卒戍边，各路签发”，官府沿长城一线筑堡置军。“戍边将卒、籍地百姓”，均实行屯田制，从而演进为新的聚落。
据《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农村有七成以上的村庄是明初形成的。如后来陆续演变成军堡的高庄堡（今高庙堡）、老鸦庄、张家屯、沈家屯、高家屯、四角屯（后改为四杰屯）、焉家屯（后改为阎家屯）、水泉庄、武家庄、王家（柴）寨、许家庄等村堡。政府对于内地民人前往边地屯田的政策是十分优厚的，实行无偿划拨土地，发给农具、籽种，并免除赋税。所以，许多无地的贫苦农民自动前来开荒种地，留滞定居。《洪洞县古大槐树志》一书记载更为清楚，洪洞县移民到张家口时，明朝政府规定：每一户移民给土地十五亩、水浇菜地两亩。还规定有余劳力者不限耕地亩数，同时宣布免三年租税。
《宣府镇志》记载，从洪武四年（年）起，明政府就开始了屯田移民。永乐十四年（年）十一月“山西流民三千三百余户迁于保安州”。当时，保安州州治在怀来县新保安，后又移至涿鹿县城。保安州领有怀来、宣化、阳原、涿鹿等县,迁移到保安州就是今天的张家口地域。
同样是这件事《明实录》记载更为详细，书中说从洪武四年（年）至永乐十五年（年）的四十六年间，先后由山西省长治、赵城、洪洞、浦州等地向全国各地移民十二次，人口达三百零三万三千五百四十人，其中移到河北省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人，移到张家口的总户数为三千三百户，按每户五口人计算，至少应有一万五千人以上。那么，这一万五千人中又有多少人进入历史上的翠屏口定居了呢？百分之一总是会有的。
大量官方和家族史料证实，外地人口大批迁入张家口堡的历史，是从明代初年开始的。而驻守城堡的守军及其家属们，也是明初张家口堡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边境贸易兴起后，商民开始挤入张家口堡。
到了清代，随着张家口堡功能的转变，张家口堡居民成分也出现了一些变数。我们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张家口堡老居民的祖上，少部分是官宦后人和带着资本来的大商人，而绝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农民。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来到张家口堡的农民，当时都是抱着发财创业梦想的敢为人先者。这些农民来到张家口堡以后，岁数小的，有钱就开商号当掌柜；没钱就当学徒、学手艺。岁数大的自己做小买卖；没本钱的挑水、扫街、打短工。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因继续当农民而住在张家口堡内的人。
历史资料对张家口人口的记载非常少，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出来的几个数字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张家口人口仅仅一万四千，年（道光十四年）也不过一万六千万，清光绪元年（年），人口竟然突爆到十四万二千人。此时，正是张库恰国际商道的鼎盛期。可以断言，这十四万二千人口绝大多数是在上下两堡一带、大境门内外、西沟一线居住的，而张家口堡内及其周边区域更是当时的黄金地带。
张家口堡人的来源主要有六条渠道。一是明洪武年后为充实边地人口，从外地大批移民定居于张家口堡；二是修筑长城和城堡后，外地工役（民工）留居张家口。明政府为巩固边防曾对宣府一带旧有长城进行大规模修筑和增建。工程完成后，由山西、直隶两省调入的大批工役大量留居张家口堡；三是明末清初，以“八大皇商”为代表的大批山西商人来张家口经商，这些人后来有不少定居在张家口堡。调查表明，这一时期进入张家口堡的流动人口，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方面，很多流动人口交往的人群主要是老乡、亲戚等；四是清军入关后，大批军队（八旗兵）驻守张家口市，虽然上堡的上下东营、上下蒙古营是八旗兵的军营，但由于社会稳定，八旗一些军官中也有不少人家进入张家口堡居住，并且成为永久居民的；五是外地人自由流入。清康熙年间，坝上放垦，邻近地区无地农民成批涌入张家口的同时，有一部分就留滞在张家口，这些人，大部分居住在大境门内外、上堡。当然，也不排除有功成名就，堂而皇之地进入张家口堡的人士；六是京张铁路通车后，大批外地产业工人、无地农民流入张家口，这批人基本居住在桥东一带。但是，也有少部分是在张家口堡内安家的。除以上诸缘由外，张家口堡的居民中还有一些人的影子。张库恰国际商道兴盛时，蒙古族中的王公贵族、商人，东洋西洋的商人也有不少人进入张家口堡居住，甚至还留下一些后裔……。
分析张家口堡人口增长过程，让我们不得不把目光锁定在清代。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张家口堡的人口融合和民族交往的高峰期。确实早在清军入关，张家口长城内外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后来清王朝册封的张家口八大皇商就是最好的证明。清军入关后，随着满族和蒙族人口大批迁入张家口，客观上打破了满蒙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民族间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清王朝在长城外实行“放垦”，内地的一些汉族、回族民人因战乱、灾荒、饥馑等原因，大量流入草原，与蒙古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张家口地区形成了以汉、满、蒙古为核心的民族融合高潮。以张家口为治所的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是清王朝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推行“盟旗制度”统治蒙古各部的成功措施。这种措施的宗旨就是民族融合，而融合的核心就在张家口。
不可否认，在原有居民和后进入张家口堡的人群之间，存在着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但是，张家口堡人不排外，不欺生，他们各地、各族人民在张家口堡长期杂居相处，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后进入张家口堡的人群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与原有居民的差异逐渐缩小，逐渐融为一体，这种融合的主要表现是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指表象文化和深层次处文化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吸引、影响、渗透，融为一体的过程。每种文化都具有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排斥他种文化的特性，两种文化接触后必然发生撞击。在撞击过程中进行选优、汰劣、整合。以原来的两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如张家口的口邦子、东路二人台。口邦子尽管是新的提法，但是张家口晋剧的唱腔确实与山西传统晋剧的唱腔有所区别。
历史证明张家口堡是一座很有磁性的移民城堡，几百年来不断地吸纳着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不断地更新着人口结构，不断地聚合繁衍，以至于生生不息。